第一章

扩大，干部明显不足，根据这一况，华北局决定从平津等大城市抽调一批骨干充实到各根据地去。我们这批马上就要启程前往抗根据地。

听了这个消息，我们都兴奋不已，一年多了，在本鼻子底下开展工作，大气都不敢喘，这下要到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去了，谁不高兴呢？当夜我们就分上路，经不同的路线进入了根据地。到根据地后，我被分配到冀中分区三区群工部任干事。沈茗比我到的晚，她被分配到军区敌工部工作，我们见过一面，她就匆匆地又上路了。根据地的生活是舒畅的，但也是残酷的，几乎每天都在反扫中度过，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，我自己也随时准备牺牲。

一年多时间就这么过去了，1940年下半年，在敌后抗战最艰苦的子里面，党派我到定兴县担任县救会长，那年我整整20岁。我到任之前，定兴县已牺牲了5位县救会长，我是第6任，也是最年轻的一个，上任时我就准备好与我的前任一样英勇赴死。也许是命运的眷顾，我在县救会长任上几次遇险，但均化险为夷，大难不死。

1941年中，我再次接到调令，任三区群工部副部长，我是三区第一个活着离任的县救会长。到任新职不久，那年的初春，组织上决定送我到军分区去参加干部训练班，听了这个消息，我真象吃了蜜一样，那是我们天天向往的中心区啊。

经过半个月的辗转跋涉，穿过敌无数道封锁线，我们终于进了山，到达了中心区南罗山，我真觉的是到了家。几天以后，参加训班的同志陆续到齐了，学员都是各区工作的负责，也许是斗争过于残酷，干部牺牲太快，参加训班的同志年岁都不大，最小的五区宣传部长夏雪莲只有20岁，年纪最大的一位大姐谭萍也不过26岁，而且几乎都是城里来的“洋学生”干部。

最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又见到了沈茗，她已从军区调冀中分区敌工部一年，任副部长也将近半年了，这次她也参加了训班，而且是我们的班长。在这种残酷的斗争环境中老友重逢分外高兴，望着成熟、端庄的沈茗，我心中激动不已，这两年多中不知有多少次，在身处险境时我想到过：可能再也见不到沈茗了，可现在我们又见面了，我知道，经过九死一生，我也不再是两年前那个一身稚气的小姑娘了。

我们俩拉着手，似乎有说不完的话，渐渐地，话题从刀光血影的对敌斗争转到了儿家的悄悄话。在我的刨根问底之下，沈茗终于向我“坦白”，她快要结婚了。她的是分区张副司令，